藍澤儒
如果只讀後來的天主教官方敘事，會以為羅馬首席權從頭到尾都清清楚楚；但早期材料其實更鬆、更有張力。羅馬、亞歷山大、安提約基雅三個宗座，都與伯多祿有牽連。大額我略致亞歷山大宗主教尤洛吉烏斯的信裡就說得很白：伯多祿在羅馬安息，派馬爾谷去亞歷山大開教，又親自在安提約基雅待了七年；所以三座「同屬一人」。[^1] 這話若用現代行政語言讀，會覺得彆扭，因為它要說的不是三個獨立宗座互爭，而是同一宗徒權威在不同地方顯現。
四世紀達瑪穌一世面對君士坦丁堡興起，便拿這三個古老宗座來擋「帝國首都等於教會權威」的趨勢。[^2] 教宗良一世在大公會議爭論中也援引類似傳統，維護三座的特殊榮譽。[^3] 這裡的爭點很實際：教會權威該看宗徒傳承，還是看皇帝住哪裡？
羅馬後來居上，不是沒有道理。羅馬是伯多祿晚年宣教、殉道、埋葬之地，羅馬主教因此被視為直接繼承者；安提約基雅是伯多祿往羅馬前建立並領導的教會；亞歷山大則由伯多祿的門徒馬爾谷建立。[^4] 神學上，這可以講成「一體三面」：一個伯多祿權威，三個地理中心。它的歷史背景之一，正是抗衡帝國政治對教會秩序的介入。後來東方教會發展出羅馬、君士坦丁堡、亞歷山大、安提約基雅、耶路撒冷的五樞座體制，[^5] 但三重中心仍是東西教會對話的老議題。
只是歷史沒有停在這裡。天主教會最終走向羅馬單一核心。這不能只怪神學，也不能只怪政治。七世紀伊斯蘭興起，安提約基雅與亞歷山大相繼陷落，兩座古老宗座失去對整體基督教世界的領導力，三重架構也就鬆了。[^6] 羅馬另一邊還要應付君士坦丁堡「新羅馬」的挑戰：381年君士坦丁堡公會議與451年迦采東大公會議第28條，想用帝國首都地位抬高教會權威；[^7] 羅馬的良一世、格拉修一世則強調，只有羅馬是伯多祿殉道與埋葬的終極座堂，羅馬主教是伯多祿唯一的地上代理人。[^8] 八至九世紀法蘭克王國與神聖羅馬帝國結合，丕平獻土、查理曼加冕，讓羅馬成為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神聖與政治核心。[^9] 十一世紀額我略改革與1075年《教宗敕令》再把教宗普遍管轄權制度化；[^10] 1054年東西教會大分裂後，西方也不再需要維持三重或五樞座平衡。
所以，「三重中心」原本是宗徒傳承共同傳統的一種表達；但亞歷山大與安提約基雅衰落、東西教會分道揚鑣，加上羅馬把伯多祿首席權法律化、制度化，最後才形成以羅馬教廷為單一核心的現代天主教體制。說到底，這不只是「羅馬贏了」的故事，而是神學傳統被政治現實與制度需求重新塑造的過程。
註釋
[^1]: Gregory the Great, *Registrum Epistolarum*, Book VII, Epistle 40 (to Eulogius of Alexandria), c. 596 AD. 原文見 *Nicene and Post-Nicene Fathers*, Ser. II, Vol. XII (Philip Schaff, ed.), 亦見羅馬書信數位檔案（romanletters.org），書信編號 7040。額我略原文：「那唯一宗座，藉神聖眷顧，存在於三個地方」（una sedes, quae in tribus locis … divina providentia praesidet）。中譯「同屬一人」對應其「一個宗座由三位主教在神聖權威下共同主持」的表述。關於此書信在教會史中的定位，參 Philip Schaff, *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*, Vol. IV, §52。
[^2]: 關於達瑪穌一世（366–384）與「伯多祿三腳凳」（tripod of Petrine sees）的關聯，見 *Decretum Gelasianum* 第三部分，學界多數（Turner, Chapman, Caspar, Kidd）認為其核心可追溯至達瑪穌時期。相關討論見 E. Dobschütz, *Das Decretum Gelasianum* (Leipzig, 1912)；另參 V. Techentsova, “Entangled Histories of the Church of Antioch between Sultans and Popes,” *RESEE*, Tome LXIII (2025), pp. 295–301。達瑪穌的回應背景是381年君士坦丁堡公會議第3條，該條給予君士坦丁堡主教「在羅馬主教之後的榮譽首位」。
[^3]: 良一世（440–461）在迦采東大公會議前後的書信中多次援引三個伯多祿宗座的傳統。參 *Decretum Gelasianum* 的解釋脈絡，及 F. Dvornik, *The Idea of Apostolicity in Byzantium and the Legend of the Apostle Andrew* (Washington, DC, 1958), pp. 56–88。 關於良一世將「恩寵的首席權」轉化為「權利與繼承的首席權」，見 “Leo thus made out of a primacy of grace and of personal fitness a primacy of right and of succession”（檔案文本，archive.org）。
[^4]: 三個宗座與伯多祿的關係，見 *Decretum Gelasianum* 對尼西亞第6條的重新詮釋：「三個教會——亞歷山大、羅馬、安提約基雅——的『特權』被該條承認，它們都是伯多祿宗座：伯多祿死於羅馬，但他也在安提約基雅宣講，其門徒馬爾谷建立了亞歷山大的教會」（Text in E. Dobschütz, *Das Decretum Gelasianum*, p. 29）。
[^5]: 五樞座體制（pentarchy）的理論與法律表達，主要見於查士丁尼一世立法，尤其是 *Novella* 131 與 *Novella* 123。參 “Pentarchy,” in John Anthony McGuckin, *The Encyclopedia of Eastern Orthodox Christianity*；亦見 “Pentarchy of Patriarchates in the Time of Emperor Justinian I: Prerequisites,” *St. Tikhon’s University Review* (2020)。
[^6]: 安提約基雅於638年、亞歷山大於642年相繼被阿拉伯穆斯林軍隊攻陷。關於陷落後東方宗座的衰落，見 “the bishop of the royal residence became in fact the sole patriarch”（archive.org 文本）；另參 *The Melkite Church from the Arab Invasion of Syria in 634 until 969* (Taylor & Francis, 2022)，該書指出梅爾基特宗座「在阿拉伯 campaigns 後全部落入新的穆斯林國家控制之下」。埃及科普特（一性論）宗主教在穆斯林軍隊支持下進入亞歷山大，正統宗主教則隨帝國軍隊撤離。
[^7]: 381年君士坦丁堡公會議第3條：「君士坦丁堡主教應享有在羅馬主教之後的榮譽首位，因為該城是新羅馬。」（*Concilium Constantinopolitanum I*, canon 3）。451年迦采東大公會議第28條進一步確認：「因為它是帝國的都城和元老院的所在地」，君士坦丁堡主教享有與羅馬主教同等的特權。原文英譯見 Matthew Namee, “The Origins of the ‘Barbarian Lands’ Theory,” *Orthodox History* (2022)，引自莫斯科宗主教區官網轉載文本。
[^8]: 格拉修一世（492–496）在494年致皇帝阿納斯塔修斯的書信 *Famuli vestrae pietatis* 中提出「兩種權力」學說：「有兩種權力，奧古斯都皇帝，統治這個世界：祭司的神聖權威與王權。」參 *Enchiridion symbolorum* 相關條目；亦見 Internet History Sourcebooks, *Gelasius I on Spiritual and Temporal Power, 494*（Fordham University）。關於良一世與格拉修一世對羅馬首席權的強化，另參 F. Dvornik, *Byzantium and Roman Primacy* (New York, 1966)。
[^9]: 丕平獻土（754/756年）與查理曼加冕（800年）對教宗世俗權力的奠基意義，見 L. Duchesne, *The Beginnings of the Temporal Sovereignty of the Popes, A.D. 754–1073*, trans. A. H. Mathew (London, 1908), esp. ch. on “The Time of Charlemagne”；亦見 *History of the Papacy*：「756年賜予教宗斯德望的土地，即所謂的丕平獻土，使教宗成為世俗權力」（Wayback Archive）。
[^10]: 《教宗敕令》（*Dictatus Papae*）共27條，於1075年3月進入教宗登記冊。關鍵條文包括：第1條「羅馬教會由上帝 alone 建立」（Quod Romana ecclesia a solo Domino sit fundata）；第2條「只有羅馬教宗能依法被稱為普世」（Quod solus Romanus pontifex iure dicatur universalis）；第12條「他有權罷免或恢復主教」。原文見 E. Caspar, ed., *Das Register Gregors VII.*, MGH Epistolae Selectae, 2 vols. (Berlin, 1920, repr. 1967), II, 55a, vol. 1, p. 203。關於額我略七世與教宗君主制的建立，見 Elisabeth Vodola, “Sovereignty and Tabu,” *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Subsidia* (Cambridge, 2016)；亦見 *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Papacy*, ch. 5–6 (202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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